从这些来信的内容来看，“绝大多数都是讲友好”，要求了解中国青少年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并索要一些小纪念品，“谈论当前政治问题的很少”。写信的以少先队员居多，他们在来信中提到，苏联很多学校建立了“国际友谊俱乐部”、“国外通信处”之类的组织。

由于以前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一些单位不知该如何处理，所以，“在去年（1960年）下半年十二月以前，大部分没有满足他们介绍笔友的要求。”1961年春，苏联有些少先队员来信，信中称，他们交笔友的愿望没有得到实现，感到“不满”和“伤心”。

针对这种情况，中央外事小组经研究给出意见：原则上不主动开展这种通信往来，但对苏方来信应采取积极、认真的态度处理，使这种通信行为“有领导、有控制地进行”。具体操作上，由各省、市选择领导性强、规模较大的若干所高等学校和中学的一些班级或相应的其他单位负责，所选学校的党委要亲自掌握，“不要推给班级或学生个人去做”。

此外，中央外事小组还建议，对外通信的内容，应以增进友好团结和联络感情为主，不要涉及两国之间有分歧的问题，更不要主动挑起争论。“不能向对方要东西，不随便允诺对方提出的要求，更不能泄露国家机密，不能做违反国家利益的事情。”

■文／本报记者贾立芳